CPI在3月至5月连续3个月冲破3％的“预警线”之后，又在6月份攀高到4.4％，而8月13日刚刚揭盅的新数据(5.6％)再次刷新CPI的跳高纪录，可谓是“十年来新高”的。按照经济学界的普遍观点，当一个国家的CPI超过3％时，意味着该国经济出现了“通货膨胀”；当CPI超过5％时，则意味着该国经济出现了“严重的通货膨胀”——尽管政府及有关部门一再强调这种“普遍观点不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”。（据《南方都市报》）

　　此次物价上涨，肇始于农产品价格上调的涨价潮，如今许多人连猪肉的味道都闻不到了，那些蔬菜、鸡蛋和大米等一大批食品的身价一起大增，医疗保健和居住的消费类就甭提了，人们叫苦连天，难免会怨声载道。

　　面对生活成本的不断攀升，谁还沉得住气？

　　住房、医疗、教育三座大山的压力已经压得人们几乎窒息，何况物价也飞涨了？这不是雪上加霜吗？现在什么都开始向上爬，就是工资不见有任何动静，处于生活底层的打工者在残酷的事实面前，迫于无奈，也不得不发出了自己的声音。近日，深圳的打工者投书媒体呼吁加薪，否则难以维持生计，我看到那些开销的生活费用，我错愕了——生活真的不容易啊，希望老板能够发发慈悲，解除员工燃眉之急吧

　　物价飞涨，我们也听到餐厅老板的声音了：“鉴于近来物价上扬，经营成本增加，因此我们的生意无法保持原来的价位，特此加价，敬请谅解！”我们在外面吃饭的时候，你都随处可以看到以上类似的告示，其提醒消费者，因为生意难做，在价格方面也不得不随潮流的。而从经营角度来看，有人就担心物价被哄抬的危险，物价部门的工作就要做到位了。

　　对于这次物价狂飙，各方说法都不一，政府有政府的说法，民间有民间的说法，莫衷一是。比较乐观的一向都是《人民日报》——它发布了官方的看法——“目前国内粮食生产能力比较扎实稳定，在市场价格调节下，肉、蛋等副食品供应的增长潜力较大，本来食品价格不会继续较快上涨”、“目前我国的通货膨胀率仍然控制在相应低的水平上”——但是民间对以上的看法就大相径庭，认为远远不能就目前的经济态势用“中国特色”或者“现阶段国情”来粉饰太平，一味地回避问题，而政府要多对现阶段的经济走向密切地关注和足够的重视……这些都是政府和民间一些相关人士的态度，孰对孰错，相信过了一段时间，答案自然会初现端倪。

　　讨论到此，我们感觉好像意兴并非阑珊，面对那些僵硬的CPI数据，聆听着承受着物价带来重压的底层之声，以及政府机构和一些民间经济分析人士之音，我们仍然感到好像缺少一种独立和有见地的声音，这种声音不是来自庙堂的，也不是来自富各一方的资本家，而这群体被人看做是社会良知最明朗和学养最深厚的，他们就是来自书斋的专家学者。然而在此次物价狂飙上，他们为何都缺席了？他们为何都缄默了？他们为何都对此置若罔闻？难道经济不是他们的研究领域就不容置喙吗？可是还有那些经济学家呀，他们都跑到哪里了？对于文学艺术、公民物权、基建工程等方面都有此起彼伏的声音，但是到了物价狂飙，严重地威胁到民生，难道就可以坐视不理吗？以前鼓噪的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和不入流的经济学者呢？到这个时候应该出来，探讨一下国计民生的大事情了。

　　有人质疑，目前的物价上扬除了加息外，政府难以有其他的办法应对之，我想，经济学家难道不应该贡献一些自己的思考吗？就目前的情况，在宏观经济“退烧” 可否找到其他有效的药方？对付这些经济弊病，有何“新药”问世？普通民众亿万双眼睛盯着呢。

　　此时，我想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，1942年5月份，当时的中国同样也是发生了物价狂飙的经济情势，伍启元、李树青、沈来秋、费孝通等一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《大公报》“星期论文”上联名发表了《我们对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》一文，阐述了他们的看法以及应对举措，其中也有言：“出于物价的剧烈变动，整个后方的社会经济都作畸形发展，其影响所及，甚至道德人心也有败坏的趋势”，他们认为：“此项关系重大的问题，若不及时彻底解决，持续影响已成，恶象环生，将来纵有更大的决心于加倍的努力，亦将失之过晚，追悔无及”——如此，我看到了社会的良知，他们就是社会的守望者，身处暗礁满布的社会海洋中及时发出警告，有这样一批民族的脊梁，此乃国之幸已！现在那些不问窗外事一心只钻故纸堆的专家学者，当得知这一历史事实，难道不自惭形秽吗？

　　按照目前的物价发展态势，估计政府一面之词难以服众，媒体的单枪匹马亦难以抵挡物价狂飙这匹脱缰之马，其来势凶猛，通货膨胀的经济压力不断地增加，希望那些学识渊博的有识之士赶紧出来献计献策，唯有政府、民众和学者群策群力才能最大力度地将物价恢复常态！